在日租店做生意的一天，通常從天亮前開始。夏季的凌晨5點，深圳龍崗區馬橋市場已有零星鋪位亮起燈光，高文元開著面包車拉著家當和童裝，找到一個不足5平方米、掛著“華興百貨”門頭的空鋪子。這里將是他這一天的店鋪。

　　關掉月租金上萬元的實體店，租100多元一天的日租店做生意，同一個店鋪，今天賣你的童裝，明天可能就賣他的女裝。在深圳，每天換一個店、流動在日租店鋪里的生活，46歲的商戶高文元已經過了5個月，其間他走遍了龍崗、羅湖、龍華、福田、南山等區。

　　8月底的深圳天氣還熱，高文元的面包車里已經備上了秋裝。他盼著氣溫降下來，能搭配著早點清掉冬裝的積壓庫存。深圳的夏天要持續到一個多月后，雖然馬上就是中秋節和國慶節，服裝生意在節日里“一樣的淡”，夏裝已經飽和，秋裝又不到季節，大多是外地人買來帶回老家。平時500元一天的店鋪，現在100多元就能租到。

　　日租店是在“放位群”里找的。房東們在群里出租鋪位，用長長的廣告刷屏，寫明流動攤主最關心的事——位置、面積、人流量、租金……滿眼都是“旺鋪”，聯系電話叫“發財熱線”，但真正生意火爆的位置基本看不到，被老顧客早早預定了。

　　高文元習慣在晚上“撿漏”。如果撐到深夜12點，只要開價，房東虧本也會把第二天的鋪位租出去。這時候原價四五百元的鋪位，“花150元統統拿下”。“放位群”里24小時都有消息，不死心的房東一直發到早上六點，“今天特價”的廣告才會被“明日有位”頂掉地攤童裝批發商。

　　清晨6點是多數人出攤的時間。高文元喜歡早到，擺貨需要一個半小時，擺完還不到7點。他說，早晨忙碌的黃金時段是7-9點，做生意趕早不趕晚，“但比起開實體店，這個算很輕松的。”

　　高文元2008年在深圳擺地攤創業時，身上只有五六千元。擺攤3年后，他在同一個位置開了實體店，有幾年生意不錯，買一兩萬元的東西“想都不想，直接刷卡”。現在他又回到了原點，連買幾塊錢的菜都要掂量。

　　之前他經營10年的實體店主營童裝。2020年趕上新冠疫情和社區拆遷，店鋪關掉了。靠線上自媒體賬號的人氣，他開始做批發，一度日賺幾千元，高文元跟妻子忙到沒時間休息。很快他又開起一家樣板店，另租了500平方米的倉庫，幾十萬元積蓄都投了進去。那時他覺得，“做生意不怕（囤）貨多，始終都要賣完的。”

　　大半年后，生意斷崖式下滑。一個自媒體平臺判定他有營銷行為，封了賬號，合作過的客戶也不再拿貨了。他認為這更多是形勢使然——實體店蕭條了，童裝更加沒有市場。以前在實體店賣，社區里的年輕寶媽，誰住了多少年，誰在自己店里買過衣服，他都知道。現在10個顧客里面只有一個年輕人，還只是進店逛逛，主要在網上消費。

　　新冠疫情后的生意更難做。下雨的日子，沒人上門他也堅持開門營業，每月實實在在的1.6萬多元租金讓他焦慮。他先退了倉庫，今年春天，又把樣板店關了，留下積壓的貨物和幾十萬元外債。到了能賣夏裝的3月，他開始租流動店鋪。沒有了月租壓力，遇上刮風下雨沒有顧客，高文元就休息一天，“賺不賺得到很難講，（但）明天去一個新的位置，也許能賣個1000（元）？”

　　近幾年流動商鋪模式逐漸成型。一位流動多年的店主觀察，深圳的日租店至少有一半是服裝生意。店主們大多從擺地攤起家，現在正規地攤攤位少了，生意做大、貨物多的攤主，開始租臨時店鋪躲避日曬雨淋。

　　房主把鋪子租給長租商戶，經營不善的再租給專門“炒位”日租店的二房東。按照慣例，每次轉讓，新接手的人要付幾萬、十幾萬元的“喝茶費”。在流動攤主租下來前，一個日租店通常已經轉了三四手。但只有盤下好位置的房東，才能在旺季賺到錢。也有房東自己就是流動攤主，淡季出租，旺季自己做生意。

　　8月1日晚上8點，深圳市龍崗區桔子坑市場，來自潮州的百貨攤主張晉在一家日租店鋪內收檔。鍋碗瓢盆、五金件……他的貨品種類繁多，得按特定順序擺放才能塞進面包車。張晉年近40，已經跑了七八年流動鋪位，每天從凌晨4點出門干到晚上9點，回家倒頭就睡，“生活不是干這個就是干那個，能動的時候就要干活。”

　　女裝店主彭明峰做流動攤主十幾年了，跑過五六百家日租店。他說，就算免費送一個固定店鋪給他都不要，沒辦法生存——附近的顧客看膩了店里服裝，就不會再買了。他曾經試過連租一個店鋪兩天，想省去每天擺貨收貨的麻煩，第二天收入直接少了三分之一。

　　彭明峰不喜歡這種生活，“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但他不敢輕易改行。上次換行業，是疫情期間囤了一批錢包在家放了兩年，皮具腐朽掉漆，人們也早已用上了電子錢包。

　　他在湖南農村長大，初中時著迷地圖上的大城市，來到深圳后再也沒離開，直到今年他已37歲。為了兩個孩子上學，他搬去了東莞，平均每天開車往返50公里來深圳擺攤。8月2日這天，在彭明峰擺檔的揚馬市場，有五六家日租店鋪空著。

　　當天與彭明峰的店鋪相隔兩三家的是田虹的日租攤位，也賣女裝。田虹說，以前攤主們大多擺夫妻檔，現在至少一半跟她一樣獨自出攤，光靠擺攤無法養家了，“就得有一個去上班。”

　　父母也搬到深圳后，田虹在四川農村老家的房子沒了。除了出攤和陪11歲的女兒看電影，她在深圳很少出門。在她看來，錢要花在值得的地方，比如給女兒報200元一節的數學課。雖然女兒還在上小學，田虹已經在網上查“女孩學什么專科比較好”。她擔心女兒長大了會更辛苦，“我們這一代可以靠力氣吃飯，她們這一代，可能掃地都不如機器人快。”

　　跟許多流動攤主一樣，田虹和高文元都見識過房東的套路。有人租到過假店鋪，錢交了，等發現那家店根本不存在，放位的“房東”早已刪了好友。有一些房東會放出“垃圾位”——位置差，肯定要虧錢的店。“一天騙一個，這么多群幾年都騙不完”，高文元說。流動時間久的攤友互相都認識，店鋪相鄰時一起分享避坑指南和業內傳聞，比如有個鋪位是用雨傘搭起來的，大概3×4米，租金卻要1800元。

　　流動攤主們不怎么囤貨，市場上什么好賣就賣什么。但高文元不行，他還積壓了大量童裝，每件賣十幾二十元。近期是童裝淡季，一天只賣兩三百元是正常事，去掉店租賺不到什么錢。在馬橋市場的一間鋪位，他曾賣出過1600元，是在日租店做生意以來收入最好的一次。有的店是賣套裝的福地，有的可能爆出100多元的大單……每天面對不同的日租店，高文元都有新的期望，“總有得一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