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民營經濟發源地。正是眾多看似不起眼的小企業、小作坊，衍生出一條條產業鏈、一個個產業園與塊狀經濟，使浙江從資源“小省”逆襲成經濟大省。也正是這些產業，滿足了當地農民就地就近就業，更吸納了大量外來務工人員。

　　湖州市吳興區的織里鎮就是典型代表之一。20世紀80年代，織里鎮從一條占地面積僅0.8平方公里的“扁擔街”起步，發展至今已成為全國最大的童裝基地。小小織里，涉及童裝業的工商注冊經濟體就有2萬余個，年產值超600億元。45萬常住人口中，外來人口達35萬人，絕大部分從事童裝業。

　　疫情之下，浙江的民營經濟發展情況怎么樣？農民工的就業狀況如何？最近，記者前往織里鎮蹲點調研，力圖在“中國童裝之都”尋找縮影與答案。

　　驅車進入織里鎮區，相比兩年前，最直觀的感受就是道路兩側高層小區多了不少。陪同采訪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近幾年，織里每年新建地產項目幾十個，然而新房仍供不應求，每平方米單價過萬元。購房主力軍都是“新織里人”，買了房等于扎了根。

　　在織里，童裝就是“超級符號”。街上琳瑯滿目的店鋪，幾乎都與童裝相關，就連電梯里小廣告亦是如此；大批采購商常駐于此，看款、下單，“一條龍”解決；夜幕降臨，商戶開始打包發貨，翌日商品便能亮相于千里之外的市場……

　　“童裝在織里的繁榮，靠的就是完整的產業鏈，以及最初低廉的勞動力。然而，這個產業屬于勞動密集型，隨著人力資源成本上升，‘長板’變成‘短板’，轉型勢在必行。”織里鎮童裝商會會長楊建平認為，這背后其實就是一場產業工人的轉型升級。

　　47歲的胡群雅是名“海歸”。去年，她所創辦的“弗蘭尼爾”公司產值過億元。她坦言，這幾年用工成本增加很快，盡管通過機器換人，勞動效率有所提升，但還是要想方設法將更多加工環節外發，以此來降低經營成本。

　　“弗蘭尼爾”一線人，幾年間，通過與蘇北企業深度合作，目前留在織里的一線人。在胡群雅看來，產業、技術在升級，也倒逼著工人升級，技藝嫻熟的就能留下，并且成為緊俏人才，而跟不上潮流的，只能被淘汰、轉移。

　　據了解，從2016年開始，織里聯合13個外地商會，合作異地辦園，將更多生產基地轉向外省。湖州市安慶商會會長李結滿告訴記者，安慶人在織里最高峰時接近17萬人，近四年中，已有七八萬人回到老家，從事童裝加工、電商等。

　　“短短幾年，安慶市3個縣就涌現出七八千家童裝相關企業，其中約7成從織里轉移而來。如今留在織里的一線后’越來越多，光從事電商、直播的就至少有兩三萬人。”李結滿說。

　　記者通過采訪還發現，現在很多留下來的織里工人，開始患上“技能恐慌癥”，不再簡單出賣勞動力，而是在一場場產業升級中，通過不斷“充電”，成為技術能手。頭腦活絡的，因為電商經濟的走紅，索性自立門戶，“單飛”做起了小老板。

　　26歲的丁思伊是織里鎮團委副書記，今年疫情后，她與鎮里其他36名團干部自發組建起一個“主播團”，幫助織里眾多小型服裝企業直播帶貨。實際上，在產業一線，不少企業早已嗅到商機，尤其是年輕一代，通過直播電商賺得盆滿缽滿。

　　來自石家莊的趙文廣，之前一直在老家賣童裝，去年與妻子劉蘇麗南下到織里創業。起初租了一個300平方米的倉庫，妻子直播帶貨，丈夫運營管理。不久，倉庫就顯得過于局促。今年5月，倉庫換成了1200平方米的，員工擴容到16人，基本每天可轉化三五千個單子。

　　在這個建成僅一年多的永信跨境電商園內，像趙文廣這樣的初創型團隊不在少數。別看這些團隊規模不大，收入和增速卻令人刮目相看。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園區內流水線上的工人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無處不在的年輕人身影吉安步行街寶寶童裝批發。

　　走進“迪拉熊直播間”，一場服裝直播即將開始。兩年前，陳巧與3名小伙伴組團，按單拿提成。盡管每天開播10個小時，幾位小姑娘卻如同打了雞血一般。因為在她們眼里，踩縫紉機是落后的代名詞，而直播帶貨卻很洋氣。

　　與電商園臨近的大河村，更是“80后”“90后”的主戰場。大河毗鄰童裝城，過去家家從事服裝行業，一二樓做廠房，三四樓當倉庫和宿舍。如今，加工環節要么進園區，要么轉外地，這里則化身“淘寶村”。1400多家電商，外來人口就有1.2萬人，足足是本地人4倍。

　　“這里的年輕人，有的主打抖音直播，有的專注淘寶電商，有的轉場拼多多……總之，各有各的發財路，一直要忙到午夜。你說，他們還算農民工嗎？”在村里當了12年村干部的丁紅星向記者反問道，“他們很多來自農村，卻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

　　據了解，目前織里童裝業里，電商企業有8000余家，去年銷售額120億元。對于用工需求的變化，湖州大家園職業技能培訓學校的董事長羅玉花深有體會。電子商務剛興起時，她就在織里開設了童裝電商孵化中心，并與外地技術學校合作，學生培訓完就能進企業就業。

　　“最高峰時，我們每年培訓四五千人，主要是美工、運營、倉儲、客服等，后來開始培訓織里的老板、老板娘。今年，我們將更多精力聚焦主播培訓。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這幾年自主創業的越來越多，有文憑、有學歷的年輕人也愿意來織里了。”羅玉花說。

　　眼下正是織里童裝業的招工季，無憂人才市場每年可解決近八成用工份額。市場總經理陳正晨與羅玉花有著同樣感受，“尤其疫情后，隨著店鋪經營模式的改變，主播成了新興熱門職業。一名工人的月薪大概五六千元，但一名主播稍有些帶貨能力，就能輕松開到1萬元以上，甚至更高。”

　　2018年，國家統計局湖州調查隊曾發布一組數據，針對織里185家童裝企業的跟蹤調查，過去4年，營業率僅為43%，呈現出存活率較低、消亡較快的特點，與新設立小微單位行業間經營相比，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

　　在織里鎮鎮長陳勇杰看來，產業本來是在發展與取代之間不斷螺旋式前進，織里童裝業的今天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陣痛，并且這樣的轉型一直在路上。“但無疑，這場疫情加速了產業洗牌。”

　　記者調查發現，由于產業層次低下、品牌意識薄弱、創新能力不強等原因，童裝業同行競爭激烈，絕大部分企業以貼牌加工為主，加上原料成本、房租成本、用工成本抬升，本就在掙扎中前行。突如其來的疫情，讓許多訂單大減，直接加速了企業死亡。

　　陳勇杰說，近幾年，面對產業轉型帶來的挑戰，織里加速“騰籠換鳥”：建設童裝產業示范園和小微產業園，破解童裝低端生產格局；成立童裝質量檢驗中心、電商孵化中心、童裝設計中心；搭建童裝大數據、人才支撐、跨境貿易、供應鏈金融服務等平臺……今年織里又出臺童裝升級“八條政策”，安排專項資金1億元，用于鼓勵童裝企業上規升級、創新發展，以及支持“網紅經濟”等。

　　“花無百日紅，產業發展一定是曲折的。低谷的時候更要認真對待危機。這中間，會有一批企業死去，但也會帶來一波機遇。這時誰把內功練好了，誰就能站上新高峰。”胡群雅的戰略部署是，緊盯細分市場，加速技術提升，“只有企業發展好了，員工才能吃下定心丸，就業才能穩得住。”

　　記者采訪時，偶然間碰見一位織里年輕人，名叫胡青青。她的父親朱林方，在童裝業摸爬滾打了半輩子，靠此養活了一家人。但如今生意每況愈下，徘徊在“死亡”邊緣。談及原因，胡青青一針見血：“老一代人的理念、審美、精力都跟不上了，怎么跟年輕人拼殺？”

　　她直言，很長時期里，本地人更多充當中間商角色，靠賺中間差價，如今已很難有生存空間，如果不轉型，只有死路一條。她的計劃是幫助家里開間淘寶店，接棒父親，看看能否起死回生。

　　今天在織里，由于外來務工人員有所減少，加上本地年輕人愿意吃苦的不多，出現了童裝企業招工難的現象，尤其是熟練工緊缺。另一方面，設計、直播、運營等新興人才為童裝老產業不斷注入新血液。

　　這樣的“冰火兩重天”還有不少：昔日熱鬧的布料城，如今門可羅雀，而電商園、淘寶村，深夜依然燈火通明；面對危機，小企業斷尾求生，老一輩墜入時代谷底，而新新主體接力奔跑。在這場洗牌中，織里童裝業又有了新的面貌和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