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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12日,新四軍第4支隊一部在巢縣(今安徽巢湖)東南的蔣家河口地區主動設伏,對日寇發動突然襲擊,整個戰斗僅用20分鐘便將來犯之敵全部殲滅,新四軍則無一傷亡。此戰是新四軍東進抗日第一戰,不僅沉痛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而且極大振奮了當地軍民的抗戰熱情。
1938年1至2月,根據中共中央的命令,戰斗在鄂豫皖地區的紅28軍和鄂豫邊區的桐柏山游擊隊被改編為新四軍第4支隊,下轄第7、第8、第9三個團以及1個手槍團,共計3100余人,由高敬亭任司令員。遵照毛澤東關于“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脈進至蚌埠、徐州、合肥三點之間作戰”的指示,1938年3月,高敬亭率第4支隊離開大別山區向皖中挺進,并于4月中旬抵達皖中敵后,展開于安徽舒城、桐城、廬江、巢縣、無為等地區。其中,第9團進抵盛家橋和巢縣槐林嘴一帶。第4支隊進抵皖中后,和中共皖中地方組織一道,一方面廣泛開展政策宣傳、充分動員組織群眾,另一方面積極進行戰略偵察,為敵后抗日做好充分準備。
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后,為打通南北戰略聯系,渡過長江侵占津浦鐵路南段的滁縣(今安徽滁州)、明光、蚌埠等城鎮,并分兵占領巢縣、合肥等地,進而控制淮南鐵路和淮南煤礦。日軍企圖以此為據點繼續沿津浦鐵路北犯,并與沿津浦鐵路南下的華北日軍南北夾擊徐州,繼而向西進逼中原,奪占武漢。
為打擊日寇囂張氣焰,鼓舞人民抗日斗志,同時也為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第4支隊第9團進至盛家橋后,立即召開團黨委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在開展抗日宣傳的同時,一定要尋機殲敵并取勝。會議決定由政治委員高志榮、參謀長唐少田帶領偵察隊進入銀屏山地區,尋找戰機。團長顧士多、政治處主任高立中帶領部分戰士到盛家橋、槐林嘴一帶就地發動群眾,開展抗日宣傳和剿匪安民活動。
為摸清日軍行動規律,高志榮前往該地區的國民黨軍了解情況,但沒有獲取有價值的信息,高志榮決定另想他法。回到團部后高志榮立即讓偵察隊員化裝成農民到巢縣附近偵察敵情。經深入了解情況,偵察隊員從當地百姓口中獲知,巢縣淪陷后,日偽軍經常派少數兵力下鄉“掃蕩”,蔣家河口一帶是敵人經常出沒的地方。為保證首戰告捷,第9團偵察參謀郭思進和團偵察隊長又共同率領偵察人員潛伏至蔣家河口暗中偵察了3天。經反復偵察,他們逐漸掌握了敵人的活動規律。日軍每天早上8點到9點都要乘坐一兩艘汽艇或木船到蔣家河口一帶騷擾,他們通常從巢縣出發,多時30余人,少時10余人,上岸后在周圍搶劫糟蹋一番后便于午飯前返回巢縣。由于沒有遭遇像樣的抵抗,日軍戒備也比較松懈。
新四軍開會研究后,第9團決定將伏擊地點選定在蔣家河口,伏擊任務由團偵察隊和2營4連共同承擔。為便于作戰指揮,高志榮、唐少田還親自帶領幾名干部登上銀屏山頂,現場手繪了一幅作戰地圖。
蔣家河口位于巢縣東南的運漕河(今裕溪河)西岸,距離巢縣大約5公里。河口一帶雜草叢生,蘆葦茂密,河道縱橫,地形十分復雜,河堤埂便于隱蔽,是伏擊敵人的絕佳地點。5月11日傍晚,伏擊部隊在團偵察參謀郭思進和2營營長黃仁庭的帶領下,利用暗夜秘密潛伏至蔣家河口。我軍的作戰部署是:團部偵察隊隱蔽在河口西岸堤埂后面,從正面截擊敵人;4連2排隱蔽在偵察隊后面的小村里;4連連長率1、3排潛伏在北面距離河口四五里遠的小山包下,準備阻擊由巢縣增援之敵。次日拂曉前,我軍參戰部隊按照預定計劃進入指定陣地。
上午8時許,兩艘日軍船只由巢縣方向駛來。新四軍戰士匍匐在蘆葦和草叢中,兩眼緊盯河面,只待敵人一上岸便對其發動突然襲擊。不多時,敵船靠岸。一些日寇下船后毫無戒備,敞開衣服,捧起河水向胸前澆灑,不少人倒背著槍,邊上岸邊哼哼呀呀地唱著歌。只聽“啪”一聲槍響,一名日寇應聲倒地,這是郭思進發出的戰斗信號。霎時間,埋伏在四周的團偵察隊的機槍、手榴彈響成一片。日寇措手不及,被打得暈頭轉向。遭到突襲的日寇,有的跳入水中企圖登船逃竄,有的爬上河岸負隅頑抗。3排迅速以猛烈火力封鎖河口,斷敵退路,偵察隊則乘勢而起,集中手榴彈將敵船炸翻。我軍居高臨下,很快便占據了絕對優勢。日寇被逼下河,困于水中,難以施展,只能被動挨打,結果大部在水中被殲。一名日寇企圖趁亂潛水逃跑,偵察隊一名戰士發現后,急忙奮力躍入水中,一把卡住敵人的脖子將其死死按在水里精品裙子童裝批發廠家,很快這名日寇便一命嗚呼了。整場戰斗,出敵不意,動作干凈利落,僅用20分鐘便將來犯的日軍第6師團巢縣守備隊的20多名敵人全部殲滅,除繳獲10余支槍外,還有1面日本軍旗、少量彈藥和指揮刀等戰利品,我軍則無一傷亡。
戰斗勝利后,當地群眾無不歡欣鼓舞,有的從家中扛來漁具,幫助我軍打撈敵人掉入河中的物品。不久,各地紛紛致電表示祝賀。國民政府也在媒體上及時刊載了這一消息并迅速傳遍全國。蔣介石還特地于5月16日致電新四軍正、副軍長葉挺、項英,對第4支隊提出嘉獎。當地群眾還將此次戰斗編成歌曲演唱,歌頌蔣家河口戰斗的勝利。此次戰斗是新四軍挺進敵后抗日的第一戰,也是新四軍組建以來的第一次勝利,擴大了新四軍在全國的政治影響,為江北地區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創造了有利條件。(李國杰、曹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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